我国法律界在“主义”问题上存在的两种极端倾向

2003-10-23 00:00:00 评论(0)
此文章写于2003年10月22日。这是公共课“法律基础”的第一次作业,同时也是我在大学的第一次作业,老师布置的题目是“法律新思”。后发表于《中国报道周刊》2003年11月总第332期;该网络杂志刊登此文的第二天,深圳市蓝田区人民检察院所办的网站——阳光网也转载了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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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界在“主义”问题上存在的两种极端倾向

 

何文超

 

[作者按:通过前一段时间对“法律基础”这课程的学习,我发现,现在法律界在“主义”问题上存在两种极端倾向,这是不利于我国法制的完善与发展的。]

 

      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马列主义在国民的思想形态里面占据着或者说应该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是不可置疑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大的方向,她成为了整个上层建筑里面的一个主导,故我国所有法律都应该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原则。

      然而,主义只不过是基于某种社会存在总结出来的一些系统的理论和主张,而社会存在又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如何保证我们所遵循的主义能够与时俱进呢?我们党尚 且能及时公布一些新的适应现实需要的方向,做到主义的更新,但是,在具体到某一件事,某一个立法需求的时候,仅仅盯住某种“主义”,至少是思维过程中大部 分在关注“主义”的标准,而把真正的现实的现时的社会存在放到一个次要地位,至少不是在考虑对象中占绝对优势,那么我们的立法工作就往往受到一种严重的束 缚。

      也就是说,在相当一部分从事法律研究和实践的工作者中,把法律问题弄得过于主义化,不能很好地让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即使他们敏锐的眼光已觉察到某种立法需要,然而因为传统的观念的束缚太强,而终究要让重大问题出现了才能够真正行动起来。

      比如,前一段时间的孙志刚案件引起社会舆论对我国收容制度的广泛关注,许多关于这案件的专家研讨会就把矛头直指现行的收容制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指 出,收容遣送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他说,在计划经济下,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就被“计划”了,但到了市场条件下,这种制度已经不适应公民权利的保护。如果这些 过时的法律观念再不清理,再不废除,还强调部门利益、本位主义,会阻碍中国的发展。事实上,收容遣送是一个恶法、恶制。对于这个制度,七八亿的农民都深恶 痛绝,那么,它到底为谁所需要?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群体需要?它体现了什么样的政治利益?

      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地位和性质早已被邓小平同志明确了,我们的上层建筑应该与这个概念保持一致,该改的就要改。其实,中国的法学界专家也应该在比较早 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某些规定存在不适应现时社会存在的地方,如收容制度,但是为什么总要等到问题真正爆发了,我们才有一股动力去大规模地讨论呢?究竟是他 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还是一直都被传统观念束缚呢?我以为,后者才是真正的原因。

      归根到底,还是要把胡适的理论搬到现代来了——多解决些问题,少讲些主义,毕竟我们的总方向已是无比坚固的了,法律研究与实践应更注重社会现实情况。

      与此同时,一种相反的极端情绪也存在于法律界,特别是法律学术界,这就是过分地憎恶“主义”对法律理念的干扰。更可怕的是,这种憎恶“干扰”的状态很容易演变成憎恶“干扰主体”的思维,进而成为一种“反动”。诚然,基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些科学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法律理念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而具体某种政治思想在某个地区影响着这些法律理念的实践也实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悲哀。

      但是,这种政治思想本身并没有错,任何政权都希望自己的政治地位得到巩固,为了很好地实现该政权的主张,该政权都需要尽可能地广泛宣扬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思想。

      在我国,法律实践正如前文所述的,要以社会现实情况为基础,而政治思想的宣扬也是一种社会现实情况,因此,我们很容易在关于我国法律的文字资料和领导人讲 话中找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等政治信息。比如胡锦涛主席访问泰澳新并出席APEC会议期间多次提到我国到2010年将形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非“比较健全的中国法律体系”。但这种现象的初衷并非打击原有的法律理念,相反,其还希望这能丰富法律理念的内容,并使之在中 国广泛地实践,最终目的是使得政权的政治思想被广泛认知。

      其实,法律本身已经体现了本国政权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在法律中得到宣扬只是明显与不明显的区别。明显与不明显各有利弊。太明显了,会导致如前文所述的憎 恶与厌倦“政治”气氛;太不明显,又会导致其他政治势力的侵蚀。而我国出于现时国内国际政治局势的考虑,觉得现在中国的政治理念还未能被广泛认知甚至广泛 接受,而敌对政治势力又对中国虎视眈眈,故只能采取比较明显的宣扬方案。这就像当初英国、美国和法国那样,当资本主义刚被确立的时候,也要广泛地在关于法 律的一切文字资料和新领导人讲话中宣扬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

      所以,只要我们知道“主义”之于法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很正常现实需要,那么我们就没必要把中国现在的法律的不完善归咎于“主义”的“干扰”,也没必要对“主义”抱有敬而远之的心态。况且,如果没有对“主义”的研究,那么对中国的法律的认知也是不完整的。

      总的来说,面对特殊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法制环境,我们不能固执己见,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走极端道路。想要真正地推动我国法制进程的发展与完善,就应该立足于现实,以客观的心态去研究和解决每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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