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司法分流”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另辟新路

2005-08-02 00:00:00 评论(0)
这篇文章从2004年12月13日开始写,后来得到给我讲授专业课《教育的法律基础》的吴忠魁教授的指导,以及北京、齐齐哈尔的一些朋友的提点,经过多次修改而成。目前我还在不断研究未成年人司法分流试点项目的最新进展,不排除进一步修改此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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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司法分流”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另辟新路

 

 

何文超

 

 

三年前,英国儿童救助会(“Save The Children”)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合作启动实施“以社区为基础的多部门合作未成年人司法分流试点项目”。该项目主要是发展协调以社区为基础的分流项目,将触法未成年人从正式司法体系分流出去,致力于减少进入正式司法体系的未成年人人数,实施以中外做法相结合的最佳模式,发展管理未成年人司法体系模式,以该试点项目为基础,进一步发展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影响与触法未成年人相关的立法进程。两年以来,项目主管单位与多个部门合作进行探索试点,经过大量的调查、摸底,成功分流了5案共8人。



“未成年人司法分流”(Juvenile Justice Division)是一种尽量避免让触犯法律的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新模式,这管教模式有条件地把那些恶习不深、偶尔触法犯罪、真诚愿意悔过的触法未成年人,从刑事司法程序中分流到社区进行矫治,而不将他们监禁或送进监狱。这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不仅有助于有效预防触法未成年人重新犯罪,而且是对健全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有益探索。试点中被免除监禁的8名未成年人没有重新犯罪的,他们的生活与其他年轻人没什么区别。



之所以要在我国试行“未成年人司法分流”项目,主要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上升。在2003年里,我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就有近7万人,比2002年上升了12.7%,占全国刑事犯罪嫌疑人的比例达到9.1%

传统的司法程序似乎并不能对未成年人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而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的不足更成为了违法未成年人难以改过自身而仇恨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1992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提到的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可操作性极其欠缺。对违法未成年人的感化教育、家庭管教、特殊照顾、后续跟踪教育等方面的规定过于抽象,在现实的司法程序中,处理未成年人案件往往只执行其中的硬性规定,如“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羁押的成年人分别看管”、“十四周岁以上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然而,由谁来具体地负责违法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呢?特别是犯事后的转化工作!未成年人在审讯过程中是否得到应有的特殊保护呢?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犯事的未成年人将很有可能重返违法犯罪之路。

为了从根本上帮助犯事的未成年人,我们应该参照国外的做法,建立一套能够真正转化犯事未成年人的系统。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其前提是要转变一种观念——把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的本质从司法领域转移到社会保障和人权维护的领域中去。当未成年人犯事后,传统的做法是将其转送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对其进行审判,只不过是在其中做出了一些不同于成年人犯事的特殊保护。而当我们引入“司法分流”这一概念后,就意味着未成年人犯事后的一系列程序,都尽量减少司法的色彩,代替其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应部门的行为。

英国儿童救助会此次与昆明合作的“司法分流”试验项目,主要是为了促成中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现代化(Modernising Youth Justice),通过具体的试验,给立法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方案,促成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法律体系的健全。目前,他们已经通过组织学术研讨会,宣传了该项目及其思想,通过夏令营和论坛等形式在昆明的中小学中进行推广,并且对法官、检察官、警察、校长、法制辅导员(老师)、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全方位的培训。在完成“昆明市盘龙区社区帮教调查”的基础上,对昆明市盘龙区近年来被判免刑、缓刑、不诉、不捕的未成年人及他们的父母,开展了培训及需求评估。随后建立起一套标准,制定统一行动纲领,明确新建立起来的各部门的职责,以及相关的程序。到2004年底,他们成功地对8名犯事未成年人进行司法分流,免于监禁,取而代之的是让其重返校园,通过相关部门的协助,让其在学校、家庭和社区里进行教育,帮助其改过自身,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笔者认为,要把这些成功案例逐步在中国推广,必须做到以下基本要素:

1、有效的家庭支持:

 

成功的家庭教育是对未成年人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分流”中,能否让家庭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成功与否的关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为了能够实现这一条,我们应该建立起相应的部门,对犯事未成年人的父母及其他亲戚、甚至邻居,进行专业的培训,使其懂得如何帮助该未成年人,而不至于像现在都某些家庭因管教不当,反而越帮越忙。只有家庭成员掌握了有效的技巧,才能保证家庭在司法分流中所发挥的作用。

2、有效的预防机制:

 

预防胜于治疗,是人所皆知的。担负起预防职责的,莫过于家庭。然而现时的大多数家庭都未必懂得有效的预防家庭预防措施应该如何实施,往往难以通过科学的手段,洞察孩子的变化。等到问题出现,就为时已晚了。大多数缺乏预防机制的家庭,都是家长对孩子有虐待和疏忽(Abuse and Neglect)的现象。根据美国伊利诺斯大学Urbana-Champaign分校的儿童与家庭研究中心的调查,受到虐待和疏忽的儿童的犯罪率比没有受到虐待和疏忽的高出47%。因此,有效的预防机制是否健全,对于司法分流系统的成败起着关键的作用。

 

为了从家庭开始做起,应该成立相应部门,对需要帮助的家庭进行辅导和培训。政府可以对有条件的中小学或制定单位实行专项补助或作专项投资,要求对每一位入学儿童的家长都进行培训,指导他们如何预防其孩子走上违法犯罪之路。这项制度如果成为一项义务,要求未成年人犯罪率高的地区的家长必须参加相关课程,并且考核合格,否则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3、跨部门合作:

 

如果“司法保护”主要由司法系统来负责,那么效果肯定不佳,因为他们不可能越权指导其他社会资源,他们也少有完全理解儿童事务的专业人士指导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开展跨部门合作。

 

若从人权的角度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则应该以社会福利和儿童权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司法系统为基础,加入相关的有关儿童工作和事务的部门的行为。因此,开展跨部门合作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必须以儿童福利部门为牵头,指导司法系统、社区系统、学校系统、培训系统,促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去开展工作。

 

4、建立司法分流部门及其指定代理的评估机制

 

为了保证司法分流的效果,政府有必要对相关部门及其代理进行绩效评估,特别是对指定代理的评估。这里所谓的指定代理,是指政府为了完成专业的培训事务,同时要降低成本和保证质量,因此把任务外判给社会上的培训机构,让其发挥其教育资源的优势,达到政府要求的目标。对于不达标的培训机构,政府应该及时地取消其代理资格,否则将影响司法分流系统的整体效果!此外,这样的评估机制也能激励社会上各种教育机构竞相投标,这样可以提升司法分流体系中的各种培训的质量。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需要对司法系统进行改造,把部分司法资源与儿童福利与保障资源进行整合,并参照国外的做法,建立“青少年法庭”(Teen Court)。

司法分流的核心内容就是青少年法庭的各项活动。对于犯事的未成年人,特别是14岁到16岁的青少年,由于其违法行为并非特别严重,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并非特别高,并且属于首犯,因此,司法部门将在征得其本人和监护人的同意的基础上,把其转送到青少年法庭,而不走一般的司法程序,对其审讯。通过青少年法庭的聆讯,犯事未成年人可以免予正式起诉和判决,并且不会在司法系统里存有案底。

青少年法庭一般要求犯事者进行各种社会服务,赔偿受害者民事损失,向父母和受害者致道歉信。通常来说,犯事者也会被召回青少年法庭对其他案件的聆讯和事后处理进行服务。

青少年法庭与普通的法庭的最大区别是在整个过程中,全职司法成年工作者的参与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青年志愿者和曾经的犯事者的义务服务。只是在开庭前,犯事者在监护人的陪同下,要与一位司法人员进行会谈。目的是让犯事者了解青少年法庭的聆讯程序,明确并遵守青少年法庭的规矩,一旦其违反规定,其将会被遣返回正常的司法程序。在正式的青少年法庭聆讯中,从出庭传达、监控评论、实事陈述、举证辩护、案件审理以及判决选择等工作,大多数由青年志愿者和曾经的犯事者承担。

青少年与其说是一个法庭,不如说是一个学堂、一个论坛、一个感化和教育的基地。在青少年法庭上,犯事者将获得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学习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公民义务和权利、社会道德规范等等。犯事者在青少年“老师”们的帮助下,更容易接受教育和转化,因为其已经厌倦了传统的长者的教导,传统的“惩罚—教育”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青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青少年法庭正是给犯事未成年创造一种良好的教育环境,让其在其中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避免他们对社会产生仇恨,也防止传统的惩罚机制中,犯事者们的交叉感染。从根本上积极地帮助他们从思想上和意识上进行转化,使其能够尽早融入回正常孩子的圈子里。

有人可能会认为,青少年法庭很可能令一些利用青少年犯罪的集团有机可乘,他们可能打着“青少年法庭”的名堂,对潜在的犯事者灌输“犯罪无罪”的思想,教唆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然而,青少年法庭并非所有犯事青少年都回接纳的,也并非所有分流到青少年法庭的犯事者都能相安无事地出去。因为青少年法庭仅接受初犯、认错愧疚表现佳、违法并非特别严重的犯事者,同时,在整个法庭活动过程中(包括判决的执行),如果犯事者违反有关规定,则马上被遣返回正式的司法程序。另一方面,青少年法庭也对犯事者进行有关反教唆的技能培训,让其当遇到一些犯罪集团想利用他们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并告诫他们重犯将不可能在进入青少年法庭,而要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

青少年法庭运作的整体流程图如下:

 

 

 

从流程图中的分支可以看出,初犯者进了青少年法庭并非意味着进了保险箱——为了保证青少年法庭的教育效果,需要家长的支持,因此要征得当事人及其家长的同意;认错态度的真切与敷衍可反映犯事者的转化潜能,因此也在这里把关;犯事者对法庭的裁决所要求的各项事务没有按质按量地完成,同样也会被遣送回正常司法程序。这样做,是因为青少年法庭的资源有限,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犯事青少年;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防止青少年法庭被滥用,避免青少年法庭成为未成年人犯罪教唆者的有力支持。根据美国城市学会(Urban Institute)的调查研究,青少年法庭对预防和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效率和效果比传统的司法程序要高很多。一些受过青少年法庭帮助的犯事者表示,青少年法庭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城市学会研究员Jeffrey Butts2002年通过同质分组对比研究,发现进入青少年法庭的犯事者在未来六个月的重犯率明显低于进入正常司法程序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正在全面地加大资助青少年法庭项目的发展的力度。根据美国司法部青少年违法犯罪办公室(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OJJDP)的数据,到目前为止,美国每年约有100000名青少年从正常的司法程序分流出来,进入青少年法庭获得特殊的帮助和感化教育。

 

因此,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在多个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如英国儿童救助会),逐步发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建立青少年法庭及相应的配套服务系统。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未成年人的犯罪率的迅猛发展势头。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在拟定修改,其中的司法保护条目应该深受未成年人司法分流试点项目的影响。笔者认为,我们要建立如此庞大的司法分流体系,特别是青少年法庭这类工程,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应该更多地强调政府和司法部门的职责,而非社会、学校、家庭的责任,现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过多的强调社会、学校、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往往容易使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难以落到实处;从政府和司法部门的角度看,由于目前的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保护方案,而只是泛泛而谈,缺乏可执行性,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在具体工作中往往有心无力。因此,要切实地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首先要从法律规范上去下工夫,只要有法律保障,各个项目都可以比较容易和顺畅的实施。

  

 

 

参考文献:

 

英国救助儿童会云南项目办公室:《“以社区为基础的多部门合作未成年人司法分流试点项目”提纲》,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cn/xiangmu16.html

高建新、杨跃萍、伍皓:《昆明尝试司法分流少年犯不进监狱进社区》,《新华每日电讯》20040823

赵磊、史志强:《司法分流,未成年犯矫正新模式》,《黑龙江日报》200493

林常茵:《〈未保法〉只有红绿灯没警察?》,《海峡都市报》2004819

John A. Tuell: Promoting a Coordinated and Integrated Child Welfare and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L. J. Morgan, L. S. Spears and C. Kaplan: Making Children Anational Priority: a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Action

Leslee Morris: Youth in Foster Care Who Commit Delinquent Acts, THE LINK, SUMMER/FALL 2004, VOL. 3, NO. 3

Jeffrey A. Butts, Janeen Buck, Mark B. Coggeshall: The Impact of Teen Court on Young Offenders, Urban Institute Research Report (April 2002)

Madelynn M. Herman: Teen Courts—A Juvenile Justice Diversion Program, the Report on Trends in the State Courts 2002

Koch Crime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S ON CHANGES TO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IN KAN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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