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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识为先,才学并茂——浅谈中国古代史学家修养问题

2005-12-31 00:00:00 评论(0)
这是上博士生导师郭齐家教授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课程的一篇作业。本文将对历史上各个阶段对史家修养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试图在这个过程中,从整体的角度挖掘其内在规律——对史学家的评判标准,随着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其已经超脱了历史范畴,上升到对人的要求的哲学层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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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识为先,才学并茂

 

——浅谈中国古代史学家修养问题

 

 

北师大珠海分校教育学院教育经营系   何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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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对历史上各个阶段对史家修养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试图在这个过程中,从整体的角度挖掘其内在规律——对史学家的评判标准,随着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其已经超脱了历史范畴,上升到对人的要求的哲学层面了。

 

[关键词] 史家修养;德识为先;才学并茂;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历史学家,众多的历史资料,都有赖于他们的编纂。但是,历史学家并不是孤立于历史之外的。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都在研究过去的历史,但是,他们本身也处于历史长河当中,他们的将来也将被研究。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关注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是否也需要关注历史学家本身呢?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国在不同时期又出现了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他们研究历史上所研究的历史。

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是同史学家十分注重业务和思想修养分不开的。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重视史家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真实记载历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历史上,人们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有过不同的探讨,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渐渐形成共识——德识为先,才学并茂!但这个共识、这个体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提出来的。下面我们来看看史家修养的各种标准和要求在历史上的发展。

 

一、史家修养问题初步提出

 

最早提出史家修养问题的是孔子,他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显然,孔子非常看得起董狐,认为他是一个优良的史学家,孔子下这个结论的标准就是董狐在撰写历史的时候,不隐瞒历史真相!

既孔子之后,刘勰又提出“素心”说[2],要求史家在分析评价历史时,应做到“析理居正”。就是说,他认为历史学家的心要朴素,不能有偏心,撰写历史文献要分析各种事件的原理,实事求是地记录,不要受其他因素干扰。

再看其后的班固,他研究了司马迁和他的历史著作《史记》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他称赞司马迁有优良史学家的才华。究竟司马迁有什么才华呢?班固说,他善于叙述历史事实和道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他的文风爽直,叙述有根有据,不会大肆渲染一些好事,也不会隐瞒一些坏事。所以,班固认为司马迁写的东西,是实录!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班固对史家修养问题的研究,已经兼及了史家的撰史才能和史书文笔等问题了。

 

二、史家修养问题形成体系

 

虽然孔子、刘勰和班固都对史家修养问题做出自己的论述,但是他们都是比价零散的,而且只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并没有抽象出来,提到理论的高度!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对史家修养问题做出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呢?——到了唐代的刘知几,他首次从理论上明确而全面地提出史家修养的问题,他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

刘知几提到的史才,是关于撰史才能的问题,主要是指历史编纂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实际上这是做文字方面的工作的人都必备的素质,文字的驽驾能力直接决定了史学家所写历史的可读性。历史学家写出来的东西能不能要让人家一看就明白,不会误会,同时又要简洁,不要拖泥带水呢?很关键一点就是看他的史才!

刘知几三长论中的第二长是史学,它是关于知识结构的问题,主要是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它要求历史学家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有广博丰富的知识,深思明辨,则善而从。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专业功底的问题,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时候,面对眼前如此浩瀚的材料,包括成文的,包括口头的,包括观察到的,怎样去筛选?怎样去搜集到真正有用的材料?搜集回来的材料又怎样形成史书?这是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历史专业功底的,也就是刘知几所说的史学。

最后再来看史识,它是关于撰著态度的问题,主要是指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包括“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和其他历史观点。我们听说过“态度决定一切”,在撰写历史方面也有同样的道理,历史学家的修史态度,从本质上决定了他的著作的成败!

以上就是刘知几著名的“三长论”,它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对史家修养问题的探讨,到达了系统研究的阶段,形成了研究体系。今后其他学者对史家修养的研究,大多都沿袭这个体系来开展。

 

三、史家修养问题进一步发展

 

到了元代,揭傒斯对史家心术作了这样的评论:他说,修史用人,“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3]他认为我们评价历史学家的是时候,评价其心术是核心内容。在学问、史事与心术三者当中,“心术”最为重要。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心术正还是不正能反映这个人的方方面面,因为心术对于其他因素是具有连带作用的。但话说回来,心术何为正,何为不正,其标准又是什么呢?揭傒斯没有说明。等到明代后期胡应麟在关于公心的解释上才作出回答。

明代后期胡应麟在肯定“三长”理论后,又补充了“二善”——公心、笔直。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4]就是说,按照刘知几所说的历史学家具备了史才、史学和史识之后,还不够。那还差什么呢?他接着以董狐、南史、左丘明、司马迁与班固、陈寿、沈约、裴子野等人为正反两方面为代表,突出强调公心、直笔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有“三长”而无此“二善”,并不足以称其为史家。

胡应麟所说的公心就是众人之心,是指社会之公是公非,并非专指著述者一己之心术是非。胡应麟在《史书占毕》强调“非以万人之衷为一人之衷不可也”。意思是说历史学家不能把私人的片面的观点写进历史,而应该在史书上反映当时社会上普遍的认识和观点。

而笔直,就是事而如是书,不得曲笔,哪怕是并非失实之曲笔。具体来说就是历史上发生什么事,你就要写什么事,不要歪曲,不要修饰。

其实,当我们细致一点分析,不难发现,胡应麟这里的“二善”,实质上也是指史家的品德修养与撰著态度问题,这与刘知几所讲的“史识”并无多少实质性区别。也正是这个原因,他的二善论一直没有正式并入史学家修养理论体系里,无法与刘知几的三长论相提并论。

胡应麟还提出撰史者的主观动机与史书所反映出来的客观效果之间的契合问题:这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是撰史者主观上有公心或直笔之意,而史书的客观表现上亦是如此,即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一致。另一种情况则正好相反,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并不一致,表现为或是主观上有公心,但客观上并非直笔,或是主观上有直笔之意,但客观效果却表露出史家非公心的主观态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胡应麟认为司马迁属于前一个方面,有公心,所记亦非失实,但却有曲笔之嫌。

 

四、史家修养问题的完善

 

到了清代,章学诚在肯定“三长”和“二善”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史德”。什么是史德呢?史德就是高尚的道德。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著书者之心术”。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5]

在章学诚看来,“心术”主要指以下三点:

一是要求史家从天人关系的高度去体察整个世界、认识历史。

二是要求史家充分尊重客观历史,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尽量不要掺人自己的主观因素。章学诚并不认为在历史撰述中可以完全排除史家的主观因素,但是,史家只要有自觉的认识并努力去做,即使还有不足之处,也可以称得上具有良好的著书者之心术了。

三是要求发自内心,用一种纯粹之心去感悟事物,并对之作出评价。

章学诚的“史德”是对刘知几“史识”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章学诚充分肯定了自刘知几以来重视史家修养的传统,他认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氏子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另一方面,章学诚指出,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说不够全面,具有局限性,需要进一步补充其内涵。他说:“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缺,亦日一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在章学诚看来,刘知几对史家“三长”的解说,并没有超过文士之识的范围。文士之识不过是文章家榕裁篇章的见识,而这用于史学是不够的。

章学诚认为,仅仅具备正直的品格与直书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道,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即是说,史家在撰述历史时,虽然主观上力求符合客观事实,使之成为信史,但往往一念之差,稍有不慎,就可能违反或歪曲史实。章学诚要求史家从理性、从更为宏观的面上认识历史,作出自己的评价,并且在评价历史中要排除主观因素。而且,章学诚深入地揭示了史家主观与史实客观的辩证关系。由此可见,章学诚的“史德”论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史识”论。

 

五、结论

 

经历了历代多位学者的研究,关于是史家修养问题的评判标准,目前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是综合刘知几的“三长论”和章学诚的“史德论”后,从而得出的“德识为先,才学并茂”。

笔者认为,在对史家修养问题的探讨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对作为治学之士——不仅仅是史学家——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进行研究。“德识为先,才学并茂”可以用来要求史学家,也可以用来要求其他学科领域里的学者,同时也能用到一般的读书人。

因此,今天我们探讨史家修养问题,已经超越了历史本身,进入了哲学层面,挖掘存在于各种学科领域的成功学者的一半规律。这是社会对历史学家赋予比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导致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研究历史学家修养问题,同时也就能够涵盖其他领域的学者了。

总的来说,“德识为先,才学并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范畴,而可以上升到对人的要求的哲学层面了。

 

 

[参考文献]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 中国文化概论[M]. 2.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黄俊杰. 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王嘉川. 论胡应麟的史家修养说[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06

 





[1] 孔子·《论语》

[2] 刘勰·《文心雕龙》

[3] 《元史》卷181,《揭傒斯传》

[4] 胡应麟·《史书占毕》

[5]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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